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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八路的偏关往事
来源:晋绥网   作者:王生梅   更新时间:2021-11-06   浏览:765


一位小八路的偏关往事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残酷的时期,日寇疯狂频繁扫荡。那时,总也见不到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母亲蒙青山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经常搬家,四处躲藏。一天,陕北红军杨富财叔叔突然到来。要我们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平鲁,给母亲解释说五分区转移到偏关了,王宝事儿太多离不开,我给你们搬家比他有经验,过封锁线更安全。我们这支7人的家属小队趁着夜色出发了,两头毛驴驮着我们全家的人和家当,母亲怀抱着一岁半的小弟生力,用绳子将二弟生瑞绑在后腰,让他坐在驴屁股上,不满12岁的我和大弟生明子一人一只箩筐分搭在另一头驴背上。赶牲口的老乡在前,杨叔叔断后,通过封锁线,翻山越岭,山路陡峭难行。据说这山上摔死过羊倌,就这样坐在驴筐里不敢出声,摇摇晃晃天亮到达偏关东黄石崖村一独户家。

很快,五分区干部王永胜叔叔过来看望我们,传递消息,关照些日常生活。一次带来一大桶酒,由我分装成小瓶,闻着酒香,我边装边尝了一点。随着酒精的挥发我中毒了!不省人事,母亲急的不知如何是好,王叔叔当晚返回,马上找到村长派人趁夜色抓回母亲开据的方药,给我灌下,我才慢慢清醒过来。王叔叔很能干,太忙太累,营养也跟不上,得了重症伤寒,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就留在了我们借住的屋子,临时搭了一个高铺,他在上,我们都在下面。和我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月,看着母亲忙前忙后照顾我们两个病号,我嘴上不说,心里思念父亲,他却一直没有露面。因为有部队供应的土豆,胡萝卜,小米,期间没有饿肚子。

 一天夜晚,父亲第一次来到我们安身的小屋,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他告诉母亲:我的大舅蒙养正因受行署主任武养民案子的牵连,逼供信咬了一堆人。大舅受不了不白之冤,上吊自尽,以证清白。亲哥哥故去,母亲潸然泪下,沉默不语。

过了一段时间,为了安全,我们家被转移到偏关方城南的窑窑上,村子不大,人少。村里有条大猎狗,白天跟着羊群,咬人很凶,曾把一个路过村口的商人咬了个半死。我们平时不敢出院,一天,母亲让我给抗日家属也是远亲送一瓶醋,半道上与它不期而遇,那狗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把我吓懵了。它遛到我身后,一跃而起,两只爪子搭在我的双肩,我无法脱逃,拼命呼喊:狗咬人啦!狗咬人啦!附近的大人听到呼救都跑出来,帮我解了围。从此怕狗!

不久,父亲回来看我们,他的队伍同来了十几个人,屋里屋外的好不热闹。当时村里正好来了一家河南逃难的老乡。父亲看他们可怜又无力相助,就把自己的一条长裤给了他们,又匆匆踏上征程。不曾想此次分别竟成永诀!

十多天后父亲牺牲,司令部来的人牵了两匹马,对母亲说:王宝挂彩了,首长让接你去。母亲听后心急如焚,预感此去凶多吉少,立刻带生明子骑上马赶到老营镇,进到一座庙宇,看到一口棺材停在院内,母亲失声痛哭。身边的军人将九岁的生明抱起,打开棺材,他看到用白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父亲的遗体,只有十个发黑的指头露在外面,大脑一片空白。为防止叛徒斩草除根,加害于我们。组织决定让母亲立刻返回窑窑上村,全家转移到方城司政机关驻地,邻居是刘华香参谋长。父亲就这样走了,走的我都来不急看上他一眼。战乱贫寒我都不怕,想到再也不能见到父亲,再也听不到他欢喜的叫我一声桃梨儿了…,难以承受的悲伤,无助,笼罩在我的心头,感觉自己瞬间长大了。母亲愈要随父亲而去,看到四个不谙世事,尚不能自立的孩子。自37年抗战已经整整过去五个年头了。这期间,她舍家弃屋,颠沛流离,既是拖家带口的农妇,又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勤,迎来送往,担惊受怕,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吃过一顿踏实饭。先后失去了父亲,哥哥,大女儿,现在又失去了丈夫四位挚爱亲人,作为一个女儿,一位母亲,一个妻子,同胞兄妹,噩耗来的一个比一个让她卒不及防。打击一个比一个如雷轰顶!巨大的悲痛让她流干了眼泪。不能让孩子们失去父亲后再失去母亲。孤儿寡母的她,为了孩子,为报仇血恨也要活下去,却不知路在哪里?第二天,五分区政治部主任陈云凯,代表郭鹏司令员,刘华香参谋长约见了母亲。告诉她王宝同志已经牺牲,组织会安排好你们的一切。你的任务是照顾好孩子,组织决定,批准王宝遗属:妻子蒙青山,子女继续全部由部队供养。王生梅,王生明入伍,按战士待遇,供给部专门为我们俩每人定做了两套吊兜军装。几周后,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刘永珍叔叔,锄奸科长贺川志叔叔去后方开会,顺带我们到后方读书,走到保德,遇到郭鹏司令员,他询问刘,贺这两个孩子怎么在这里?当知道要送我们去后方甘泗淇政委处安置。郭鹏司令员觉得不妥说:兴县方向敌人正在扫荡,部队都分散到下面去了,他们去了不好安排,加之王宝同志刚刚牺牲,孩子离母亲太远,探视也困难。当即决定把我们留在保德读书,由兵站负责。随即单独邀请我,生明子和他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由此我俩成了保德兵站常驻小兵。我们虽然失去了父亲,在各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八路军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天寒地冻,站长专门安排我们到一户有地火炉的房子里过夜。情况紧急时,让刘华香爱人林波带上我和生明子转移到山里的小村庄,老乡把我们照顾的非常好,睡上了暖和的毡子褥子,吃上了酸菜豆腐粉条,小米捞饭。河曲宝德州,十年九不收。在那个凄冷的艰苦岁月,老乡拼尽全力给我们提供这样的食宿条件,实在是最优厚的特殊待遇了。

很快林波带我们到保德兵站经交通线返回偏关兵站,在完小读书。生明子先于我读过书,成绩比我好,脑子又灵,直接读高小补习班。我被分到四年级,学的是语文,算数学到四则运算。教语文是个姓万的男老师,中等个,胖胖的,和蔼可亲,对我们循循善诱,三个月后要调到县机关工作,一群孩子,半大小子十几人把万老师团团围住,抱腰抱腿,哭天抹泪的舍不得老师离开。期末考试,我因数学跟不上,坐了红椅子(最后一名),在一面大墙上张榜公布,离兵站很近,来来往往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能看到,作为王宝的女儿,当时有压力但很坦然,我从小不虚荣,觉得自己努力了,而且是从二年级跳级到四年级,考试成绩不好没关系,下学期赶上就是了。因为鬼子扫荡,完小的学生要经常转移,当时母亲带生力住在偏关城东八里外的窑头村。学校放假我和生明子还可以回去,经常碰到来看望母亲的各级干部,也经常有三三两两队伍中的同志前来嘘寒问暖,叔叔阿姨们见到我和生明子都格外的亲切,其中有一位是和我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冯先民,他写的纪念文章曾发表在当时的抗战日报上。文革中,时任建工部顾问的苗树森叔叔见到我还说:《红灯记》中李铁梅的表叔多,也比不上抗战时你们的表叔多啊!此是后话。

也是在这一年,长征干部张福来和我同学马秀英结婚时,派人专程去窑头村接上我母亲,我们全家人都参加了 他们热闹的婚礼。父亲牺牲后,五分区是我们的大家,二营就是我们的小家,因为二营初期的两个连分别是我父亲王宝和外祖父蒙蔚组建的,血浓于水,战友之间的情谊也就格外深厚绵长,他们给予我们的,除了生活上的关心,更有精神上的成长,是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一往无前的力量。

1943年春节,在严酷战斗的间隙,偏关根据地的军民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迎新春活动,从大年初一到二月二龙抬头,偏关城内,锣鼓喧天,唢呐齐鸣,鞭炮炸响,抬杠,握杠,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我们完小的校花田瑞卿穿扮成天宫娘娘随握杠,忽上忽下衣袂 飘飘,好似仙女下凡。当地一名父亲经商的女学生李凤英不时把口袋里放的葡萄干抓一把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如此美味,好甜啊。《保卫黄河》的歌声此起彼伏。彰显出偏关军民热爱和平,团结勇敢,不畏强敌的昂扬斗志,中华民族追求幸福与自由的伟大情怀!

1944年三八节,我们完小组织秧歌队,开始不看好我,不要我参加,我不服气,自己晚上在操场的月光下一遍又一遍练习。塞北分区庆祝三八节表演大会上,由我当排头三十人的秧歌队,博得了观众的满堂彩。副司令员张达志颁发给我唯一的表演奖,是一个漂亮的笔记本!

春天来了,我们划归抗属学校,一家人又都在一起了。我学纺线,速度不快,质量还可以。母亲和一位姓杨的女同志轮流担任司务长,管理百多人的伙食。没有专职的炊事员,大家轮流帮厨,粗粮细作每餐稀饭就有三个品种,小米粥,豆粥和酸饭。到面铺买回豆面条改善生活,蔬菜品种少,只有胡萝卜和土豆。在这里我还认识了好朋友张涛,她也是烈士子弟,我们形影不离,晚上睡在一起,同铺同盖,白天活动时手拉着手。分开后,她结婚时警卫员骑马专门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因为不能为私事请假,托人带去了对他们新婚的祝福。解放战争时她所在的部队到了四川,解放后留在那里工作,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我最佩服的人是我的母亲,时代给了她一双缠足小脚,艰苦动荡的生活赋予她宁折不弯,刚烈倔强的性格。能带娃骑马,身上带着大烟,誓死不当俘虏,巾帼不让须眉。她的肌肤白里透红,眉清目秀,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饭,种田收麦,浆洗缝补,泥瓦粉刷,针刺放血,治病救人,识人断事,无所不能。她不识字,听过一遍的故事,就能绘声绘色讲给我们听。什么《呼延庆打擂》,《薛仁贵征东》,《彭公案》,《包公案》,《左连城告御状》将不畏强暴,明辨是非的种子播散在我们幼小的心田。她不仅线纺的又快又好,还率先学会了用机器织布,后被派到朔县教妇女们织布了。)小弟生力由校主任照顾,二弟生瑞寄养在平鲁奶娘家。生明和我先后被调入塞北分区直属的塞北剧社。剧社由延安整风后,未回到单位的军政干部组成,另有青年班、妇女班。社长是陕北红军王瑜山,支部书记是长征红军王淑文,下面几个班抗战初期县,营,科级的干部不少。一班长谷奇峰五分区三营教导员,吕文藻班长曾任朔县区长。我们的任务,一是躲避日寇的扫荡,保存队伍,保存实力。二就是拍戏,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露天搭台演到哪里。活跃当地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没有专业导演,分区宣传科长王仁济就是导演。搞艺术,都是外行,俗话说,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大家献计献策,相互鼓励,边学边干,有声有色,照葫芦画瓢,像模像样的唱大戏。初期剧社就我一个女生。演出最早最多的剧目是(血泪仇)。讲述敌占区一家人逃难到解放区,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大生产,支援前线抗战。我扮女儿王桂花、生明扮儿子狗娃儿,丈夫由吕文藻,妻子由 赵俊英(女生班长)扮演。后来,他俩人真的成为了一对白首偕老的夫妻。我不识谱,但唱词一教就会,表演的尽兴,台下坐满了干部战士和老乡,军民看得欢喜,是出场最多的小演员。一天正在偏关县城演出(辕门斩子)。突然刮起了龙卷风,一时间,狂风大作,昏天黑日,我扮八千岁,戴上胡子站在台口准备登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手足无措,加之我穿着戏服和厚底的朝靴行动不便,危机时刻,不知道是谁把我拦腰抱起,一路跑到县政府门洞处躲避,眼看着舞台的顶蓬,柱子,台面瞬间倒塌!慌乱中救我的那位同志已不知去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他早已留在了我的心里。战争年代同志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纯粹,纯粹的危难来临,只知向前,护战友周全,不问生死!

夏天来了,二中剧社到我们分区慰问演出京剧(杨家将)次日早晨,我们正在做饭,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只能把半熟的饺子随手用布包上,快速撤离驻地,向南转移到山沟,因为有部队迎击,日寇的这次进攻被我军击退,撤回据点龟缩。我战斗人员没有伤亡。

秋天到了,鬼子分兵五路对我偏关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秋季大扫荡。分区根据敌强我弱的势态,决定避其锐气,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伺机反击。我们剧社离开司政机关单独行动。路上天降暴雨,温度骤降,浑身湿冷。王老虎烈士的 遗孀张真同志身体虚弱行走缓慢。剧社四个小伙子轮流抬扶着才跟上队伍,暴雨汇成山洪,过沟时已是水急浪滚。剧社的大个子牛宽对我说:“你不要怕,我背你过去”。我就是骑在他宽厚的肩背上,越过沟底的洪水,继续前进。天黑后我们来到黄河东岸边一个小村子,简单充饥后不敢停留。进山选择在一个避风的山坳露营,大家抱团取暖,依偎休息,湿冷衣寒冻得睡不着,天亮时分,我们突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一队鬼子兵,离得太近了,膏药旗看的是清清楚楚。我们穿着军装,手上没枪,但都是严酷环境中长大的战士,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刻应该怎么做。没有一丝声响的向山坳的另一面移动,躲开了这股鬼子。哪成想,好不容易来到山顶。一露头,另一边山梁上也有大队的鬼子在行动。我们被两队鬼子夹在中间了。好在山坡上还有些稀疏的蓬草,我们人数不多,目标不大,大家匍匐向与鬼子行进相反方向爬行,脱离险情才快速行军到达安全地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到如果鬼子带大狼狗来可就糟糕了,大家相顾一笑,庆幸逃过一劫。此时,我的母亲正带着陕北红军李桂芳和陕北红军李登赢的长女春英,王宝的小儿子生力历尽艰辛,在老乡的帮助下虎口脱险。我们都是幸存下来的人。而我所熟悉的塞北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长征干部,江西永新县人。谢礼荣分区政治部科长,长征干部,江西吉安人,等十五名干部战士在黄树坪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是我所了解的最大一次损失。塞北分区专门召开了露天追悼大会。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鬼子觊觎在偏关立足,西渡过黄河的野心始终未能得逞,偏关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护佑了我后方根据地,保存了我一部分军政干部和有生力量。

1945年八月,日军投降时,我们剧社住在离县城很近一座没有神像的小庙里,面对突然宣布的鬼子无条件投降天大喜讯,人们犹疑着不敢相信,直到确认消息是真实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跑到院子里呼喊着,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人们叫喊着,跳跃着,奔跑着,拥抱,拉手,有人喜极而泣,有人将手中的帽子抛向空中,所有的人深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欢乐的海洋里!

随着解放战争大幕拉开,偏关五分区的一部分开赴内蒙与国民党争夺胜利果实。一部分调往东北,还有进军四川,新疆,为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党恩似海,偏关情深。玉渊潭水深千尺,难忘偏关护我情!在此感谢偏关县领导,没有忘记我这个耄耋之人,感谢郝文俊先生鼓励我将偏关往事再次梳理。回望我战火中的少年青春,怀念在那场战争中,在那片土地上,逝去的亲人和战友。思绪千千万,万万千。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衷心祝福偏关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加快乐的美好生活!



                  王生梅2021年11月1日于北京玉渊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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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王生梅


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我在偏关县共度过15个春、夏、秋、冬。离开偏关至今已有58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思念着偏关。那里,留下我许多美好与惨痛的记忆,从那里我带走丰富而珍贵的人生体验。在抗战胜利58周年之际,我用母亲蒙青山(1904—1991)生前给我讲过的三件往事编串成这个“纪念品”,献给我的第二故乡偏关县。

窨子洼有好房东

1942年秋天,父亲王保烈士(1903—1942)遇难不久,晋绥第五军分区首长安排我和弟弟(生明)到二分区管辖的保德县东关完小读书,同时安排我母亲蒙青山带着我年仅一岁的小弟(生力)到偏关县方城村南十多华里的小山庄窨子洼避难。村里人对母亲的到来有所猜测,但从不打听,只有房东李老汉及其家人对母亲的身份略知一二。住在这里确如住到窨子里,与村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但从逃难的角度来讲,这里却是个理想的世外桃源。可是谁能想到,那个年代,连窨子洼也不太平。

一天,房东李老汉到方城村去看望他的女儿,小村子像往常一样安静。母亲正在窑洞里做针线活儿,李老汉的女婿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母亲说:日本人拉着大炮开进了方城,山南山北黄黄的一片,在他身后约有20多个鬼子兵正向窨子洼走来,他岳父(李老汉)打发他来报讯:“婶子,你快跑吧!”

母亲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抱起我小弟跟随这位青年农民走出窑洞。当母亲刚刚离开院子,跳下门前的一面土坡,端着枪刺的鬼子兵已经走进院子并进窑洞里搜翻。所幸,由于房东李老汉打发其女婿及时报讯,我母亲和小弟才能免此一难。

惊心动魄陈家营

1944年秋天,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都在陈家营驻防。我与弟弟(生明)参军后一直在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十分想念正在城内塞北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学习的母亲。母亲对我们能否独立生活也不放心,因为我只有14岁,弟弟更小,还是个11岁的孩子(兵)。—日,母亲向某部首长借了一匹马,从偏关城来陈家营看望我们。

秋天的关河,从东向西蜿蜒数百里,经朔县的下水头、口子上,到偏关境内的老营镇、方城村、陈家营、窑头村、偏关城、万家寨汇入黄河。这一带是典型的塞上高原地貌,在夏秋两季,哪里有乌云密集,哪里就可能出现山洪暴发。生活在关河两岸的人民深受其害,出门行路都特别操心。

然而,我母亲对此没有在意。一是由于她望子心切;二是自信骑术高明,一路小跑,眼看就到目的地了,忽然关河变浑,水流增大加快,母亲意识到上游洪峰将至。她勒紧缰绳,放慢脚步考虑:是赶在山洪未来前紧急过河,还是下马等洪水退去再走?但由于陈家营已近在眼前,而她驾驭的又是一匹高头大马,马还会游泳,洪水怎能挡住她的去路,过!

此刻,河对岸有一青年农民,千呼万喊不让她冒险,可惜她没有听到。马脚入水不久,半尺高的泥水黑浪已从马肚皮下流过,马越走水越急越深,再往前走,马的身子已经摇摇晃晃,母亲知道马脚已经离开河床,她死死地勒紧缰绳,双腿夹住马背不使身子离开马鞍。可是没多久,洪水就淹没了马头,泥浪打湿了她的衣衫,刹那间她感到天旋地转,眼看就不行了。此时,奇迹出现:在她的眼下,泥浪里有个光头青年把马头扶出了水面。很懂人意的马乖乖地跟着领路人游出河水,走到岸上。母亲谢天谢地从打湿的衣袋里掏出几张“西北农民”纸币向那青年农民表示答谢,好心人却拒不接受,穿着一身冰凉的泥水单衣返身下河,向河对岸游去……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子的人?这都没有来得及问,只知道他是一个偏关人。

小偏头村遇恩人

1944年深秋,日寇兵分五路向塞北分区的大后方偏关县扑来。因敌人来势迅猛,塞北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师生撤出城外不久,即被敌人冲散。我母亲领着两个烈士的孤儿(还有李桂芳烈士的遗孤)从散乱的人群里跑出来,走进一条沟道,直至天黑也没敢出来。第二天望见山尖上披上了阳光,母亲想找到一个村庄,让两个孩子暖暖身子,吃点东西。走着走着望见远处有几户人家,有人站在窑头上往院子里扔什么东西,从院子里升起了一缕白烟。母亲以为是鬼子兵刚刚离去,村民们返回家正在灭火。心想,孩子有救了,她加快了进村的步伐。当她走近一户人家的大门口时,正好与一位出院背水的中年农民迎面相遇。那人首先问:“你是做啥的?”我母亲答:“我们母子三人在野外冻了一夜,想找点吃的。”那背水人听见母亲的口音不像本地人,两个孩子的穿戴也不像农家的孩子,便压低声音说:“我不是这村人,是鬼子抓来应差的,日本人正在里面睡觉,你们还不赶快逃命?”母亲一听,几乎瘫在地上。但想到两个烈士孤儿的安危,便振作精神,一手拉一个,头也不回直向荒野走去。大约走了三四里路后,双腿再也无力挪动。此时正好发现身旁土圪塄下有个水涮洞,洞口虽小,里面却能容纳一个大人和两个小孩。母亲先侧身进去,然后把两个孩子一个一个拉扯进去,两颗小脑袋分别挟在她的左右腋下。懂事的孩子再也不嚷“渴了”、“饿了”,三颗心脏的跳动声都能听到。孩子的眼光慢慢地变暗了,呼吸也越来越微弱,她们等着、等着……

也不知等了多久,母亲终于听到附近有人走动,从走动的脚步声判断,不像是鬼子搜山,于是她大呼:“救命!救命!”果然洞外走来一位拉红缨枪的青年民兵。经过简短的对话,母亲知道鬼子走了。那民兵试图把母亲从洞穴中拉出来,可是由于三个人挤作一团,无论怎样摆弄都出不来。那青年农民说:“你们别慌,我回村找把镢头来。”不一阵这青年就赶到,在洞穴外刨起来,直到把洞口扩展大,才将她母子三人解救出来。人虽出来了,但她们动弹不得,躺在地上起不来。最初,那青年民兵感到不可思议,不久他就明白过来,原来她母子三人一天一夜没吃没渴,身子极度虚弱,再无一丝力气行动了。那位民兵急忙返回村里,提来一罐酸稀饭。当她母子三人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喝完一砂罐稀饭后,母亲的脸上才有了笑容,才有力气问话:“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青年民兵答:“小偏头村”。
……

2001年11月22日,我侄女曾致信小偏头学校师生,请求他们帮助查找其奶奶的救命恩人。热心的韩校长曾发动全校师生对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逐个儿查访,并将调查情况作了详细记载,写挂号信来,提供我们核对。遗憾的是信中所供的人物和情节,与我母亲生前所讲的很难吻合。但我确信小偏头村曾经有过许许多多抗日勇士和拥军优属模范。他们是我做人的榜样,我感谢小偏头村人,我尊敬并怀念偏关人民。

(原载2003年7月31日《忻州日报》)

编辑:王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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