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公历九月四日，山西朔县西山韮菜庄窝村（一九五一年归平鲁县）。二十五岁的尹进珠和二十三岁的尹进义伯兄弟俩赶着往延安方向送公粮的四驮粮食走在偏关县城南三十多里新庄窝（今属窑头乡）附近，距前方高峁梁村只有四、五里地时，迎面跑来了南堡子村的一名运粮队员，他脸色铁青，大汗淋淋，上气不接下气喘吁吁地说：出事了，前面运粮队连人带驮畜在高峁梁村都被日本人抓住了，你们快返回吧。尹进义（1918—1995）是青救会长，运粮队长，当机立断，让哥哥尹进珠带粮队绕道先赶往河曲县鹿固村，自己赶到偏关县城打探情况。

原来偏关日伪汉奸在县城南二十余里高峁梁村将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老营、南堡子、神池给八路军往河曲县鹿固送公粮的驮队三十二人，押回县城罗店洪部，当时罗店就是日本人的长官部。严刑拷打后，在县城东沟挖坑，全部集体活埋。有一个年仅14岁的男送粮娃，爬上活埋人的坑沿边，喊着“我要回家寻我妈去，我妈给我捏下面人人了。”（农历七月十五，晋西北人有捏白面蒸面塑的习俗）。好几次爬上来，被日本鬼子穿的皮鞋踢下坑去。成年人扬起沙土撒向敌人，边反抗边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最终都被活埋，无一人生还。日本鬼子真是没有人性的畜生，连小娃娃也不放过，弄清了情况，追上了驮队。尹进义与哥哥叙说了情况。尹进珠听了十分后怕。说：我们今天要再走得快点，就是自投罗网，被活埋得人中又多了你我。想到这些头皮都发麻，弟兄俩小心地赶往河曲鹿固，交了公粮，急匆匆地返回老家。这就是震惊边区的“高峁梁”惨案。残忍地人们都不敢回忆。

原来：自一九三七年忻口会战结束后，我八路军开始建立管岑山脉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二年就解放了偏关、河曲等七座县城。形成了以只泥泉、韮菜庄窝为抠纽的“小延安”，这里马跃人欢，沟壑间通讯员穿梭，高处天线林立，蛛网般架设，电报声哒哒滴滴此起彼伏，奏响独特地交响。树影下首长们在低头沉思或昂首远望。在西经偏关县教子沟、大庄窝、南堡子、尚裕、高峁梁、然后进入河曲县境，到达鹿固村中转过黄河通达延安。向北经内蒙北堡、内蒙韭菜庄、清水河县联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倒“丁”字形的红色通道上，军民顺畅通达、传递信息。日本鬼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条运输线和联络通道是十分愤恨得，千方百计地破坏它。北向大青山也争夺激烈。我父亲尹进珠常说：“傅作义也是高手硬茬”。在这里盯的很紧，寸步不让，国共谁也想布棋眼。清水河县是呼市南大门，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全县解放，八进七出，大小百余战，比太原、北平解放得还迟。可见重要和争夺激烈。偏关县收复后，曾一度又一次沦陷。日军曾妄图跳过黄河，进入陕北窥视延安。终因晋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反击放弃，而始终没能过了黄河。但敌人从来不死心，一九四一年还企图在下木角、下乃河堡建立据点、割裂晋西北根据地，使西通延安北联大青山的通道阻塞。当年贺龙元帅和林枫向毛主席汇报这一情况时，毛主席站起来只说了一个“挤”字。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下乃河、下木角的鬼子也只好逃跑。

我父亲尹进珠和尹进义叔这次运送得就是刚刚收获的豌豆、春小麦等夏粮，由于延安方面的急需，农历七月十五传统节日还走在路上。当年叫“应差”或“荫差”。这次也是日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再破坏这条红色通道。三十二鲜活的生命被活埋，不少的驮畜物资被抢劫。我父亲和尹进义叔能躲过震惊边区的“高峁梁”惨案，真是万幸。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署光。毛主席《论持久战》战略思想在开花结果。可是黎明前的黑暗最可怕、最恐怖。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又迎来了一次次考验。从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经过苦心策划对以只泥泉为中心的根据地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毁灭扫荡”，“拉网式巡回大扫荡”。是历年来最残酷狠毒，时间最长，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从中秋节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五年春。中共朔县县委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决定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五）在只泥泉村召开县、区、村，干部扩大会议。消息被敌特所得。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正月十三。利民据点的日军和朔县、井坪、窝窝会、陶卜洼等据点的敌人就开始分五路包围只泥泉。我们韮菜庄窝村和只泥泉是一个行政村，村长是只泥泉的乔梓，村副尹存铭实际是我们副村的村长。我爷爷尹存礼是抗日政府可靠可信的基本群众，曾为“四项动员”任务跑前跑后努力，做出了贡献，堡垒户。朔县宇洪县长当年就在我们家的堂天办公。县里的大会，就要我爷爷去寻常递短。也就是打杂。做会务的保障工作。二月二十七日，正月十五正要沿着王家洼、榆树窊走山梁去只泥泉村，翻过窑峁山头，就被事先埋伏的敌人捉住，控制了。原来敌人已经暗中封锁了去只泥泉的路。二十七日晚，敌人把抓到的赵兴和、赵兴儒、赵兴保、张儒父子、赵怀壁、赵怀珍、赵福义等人带到韭菜庄押了一晚。二十八日撤出只泥泉村，押上抓到的民兵群众都到了韮菜庄，把民兵群众约40人关在两间窑里头，我爷爷也在其中，天黑呀，敌人押着被抓的民兵群众向神池、利民方向的焦山走。由于是山区多是羊肠小道，走过小亮洼，穿过马场洼，爷爷就琢磨怎么逃脱？且一路上就有逃跑成功的人，穿过南泉寺对面的边墙，爷爷已悄悄磨断了捆绑的绳索，只连着一点点，一用劲就开了。已经看是北场村的山峁，路是个一字长蛇大转弯。路东南是篦齿状的水涮沟沟，人多路窄不能并行，又夹杂牲畜，敌人顾了头顾不了尾，我爷爷看准了机会，从牲口背上抽了张狗皮褥子，骑着它扑向路边的水涮沟里。敌人吓唬了一阵，放了几枪也没打着，怕余下的人都炸跑了，只好继续前行。我爷爷尹存礼顺着沟沟一直跑到黑土嘴沟里，摆脱了敌人，沿白道沟、老齿沟回到村里。事后听说，那次凡没跑脱的民兵群众，走在焦山敌人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射向他们。留下一个赵福义带路，在陶卜洼据点前也被杀害了，共十九人遇难，史称“只泥泉”惨案。自此日本鬼子、黑狗子汉奸再也没能力向我根据地进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午后，在朔县机关（驻在只泥泉村隔墙院赵甫家内）留守的财粮科长刘选伍接到绥蒙前线代号“马鞍山”的电话：“日本已乞求投降”。“命我解放区军民包围据点，向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地处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家父尹进珠（1917.5—1999），叔叔尹进义在往延安送公粮，“应差”的红色通道上躲过了“高峁梁”惨案。爷爷尹存礼（1883—1957）在“只泥泉惨案”中逃脱，最后迎来了解放和胜利，真是天佑地佐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