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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革命根据地人物谱:《战斗报》社编辑、记者丁基和他的战友们
来源:晋绥红色文化网   作者:资料室   更新时间:2022-11-26   浏览:833





《战斗报》系1935年1月由贺龙任总指挥的红军第二方面军创办,抗战后变更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机关报。

血洒前线的《战斗报》记者丁基

丁基,原名李百岑,当他看了一本苏联小说《一周间》,是李白丁斯基写的,他就把其中三个字叫成了自己的名字李丁基,后来为了简便就叫丁基。丁基1917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他自幼喜爱文字工作,15岁时就写出了五千多字的文章《茶园中》,在当时的《西安日报》上连载。1936年3月,在上海大夏大学就读的丁基因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抗日集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8年,丁基辗转来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当年11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华北联大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工作。1940年1月,丁基调至八路军一二〇师,任晋绥军区、一二〇师机关报《战斗报》编辑、记者。

丁基深入部队基层和战斗一线,采写了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报道,写出了许多宣传抗日军民英勇作战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是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文字作品多的高产记者;他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经常勇敢地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作战;他为报社组织了许多部队通讯员,联系了一批特约记者。

在进行新闻采访的同时,丁基经常主动参加战斗。1941年8月赴晋西北军区东线采访,一到阵地就接过负伤战士的枪,向溃散的敌人开火,并参加夜袭。战斗一结束,带着满身尘土赶写稿子。1944年9月15日,他被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报《战斗报》派往太原外围的第八分区采访。途经岚县时,正逢我八路军发起的赤前岭伏击战,他主动参加战斗,持枪向日军冲锋。战后夜里,丁基在煤油灯下赶写出《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的通讯。16日下午,丁基又随部队参加了开府山战斗。随部队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大部队伏击。丁基也随部队冲上山顶,进入安全地带。可是,他回头一看,半山下还有4个人没有上来。一个是副连长,一个是小卫生员,还有两个民兵,他们都背着地雷。他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去,帮助民兵背地雷,一手又拉着小卫生员往山上爬。敌人狂喊着“抓活的”,冲了上来。丁基他们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迅速滚地雷,炸得追上来的敌人鬼哭狼嚎。正在这时,敌人的山炮猛打过来,他们5个都负伤了,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翻过山顶。而丁基,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27岁的丁基长眠在吕梁山上。

不久,《战斗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加按语发表,通栏标题是:“战斗报记者丁基同志和战士一起作战牺牲了”。并把他用鲜血染红的遗稿 《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发表出来,也用两条通栏标题:“用血换来的胜利,用血写成的通讯”,以表示对这位战地记者的深切怀念。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共同举办的《为抗战呐喊——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艺》展览上,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记者丁基的4本日记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关注。这几本页面泛黄、字迹清晰的日记,记录了八路军战地记者丁基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用战场烽火铸就抗日新闻精品力作的战斗之路。

老战地记者赵戈:别再质疑英雄刘胡兰的真实性



赵戈,1920年9月出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 随军记者等职。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文化部长兼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奖励。1986年4月离休,1992年7月返故乡上海定居。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同志牺牲,死时才15岁。此后,这个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反复出现在中学课本和影视剧里,伴随着中国少年的成长。

然而数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刘胡兰事迹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有教授说刘胡兰是死于村民的铡刀下,而非就义;有中学生认为,刘胡兰是虚构的典型人物,并不存在;也有一些老师对课文里的描述表达了怀疑。

赵戈,曾是刘胡兰生前所在军区的一名战地记者。他与刘胡兰有过接触,了解她的生平,亲耳听过刘胡兰母亲的哭诉,也跟随部队参与了“为胡兰子报仇”的战役。

他深情回忆那段往事,只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不怀疑,不动摇,不忘记。

刘胡兰曾叫刘富兰

我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也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当时,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

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那个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有的同学看了彩色故事片《刘胡兰》就提出疑问:“刘胡兰只有15岁,面对敌人的铡刀不怕吗?”“她可以不死的,她为什么要去死?”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刘胡兰是作家虚构的典型人物,不是真人真事”。这些不该产生的疑问产生了。

法国有贞德,苏联有卓娅,中国有刘胡兰。她们的死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了全世界的良心。然而,毕竟年代遥远,现在革命故事讲得少了,所以,这种种疑问的生出,责任不在于今天的孩子们,而主要在于我们。

刘胡兰出生在1932年10月8日。她出生的前一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她出生的那一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那时候我就在上海,只有12岁,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刘胡兰一出生就恰逢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刘胡兰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连土地都没有,要租种地主的地,浇水也要向地主交水钱。她们文水交城一带有首民歌,我唱两句:“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因为交城是山区,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浇了文水,文水很肥。可穷人呢,有水没有钱,同样浇不上地。刘胡兰亲生母亲就是因为她家交不上水款,后来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而死。

刘胡兰原来的名字不叫刘胡兰,而叫刘富兰。她在入党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叫“富兰”有什么用,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所以她把名字改为“胡兰”。胡就是她继母胡文秀的姓,因为继母对她非常好,所以她就叫刘胡兰了。

那些影响过她的人

1936年春天,我们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一直打到刘胡兰的家乡,在那里分土地、打土豪、救穷人、宣传抗日救国。这些对刘胡兰幼小的心灵震动很大。她从小就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救中国的队伍。

1938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文水县城,这时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师长就是贺龙同志,我就在那个部队。在那里我们建立了民主政权,县长是我们部队派去的,跟我很熟,叫顾永田,就是电影里的顾县长。顾永田同志大我一岁,当时他19岁。电影里面说刘胡兰对顾永田还有朦胧的爱情,我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顾永田1940年牺牲的时候,刘胡兰只有8岁。电影、电视剧不管什么都要加一点恋爱的佐料,这点不好。

顾永田同志在八分区的影响很大,文水县的老百姓对他都十分敬爱。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1岁,牺牲以前是八分区的专员。当时日本兵扫荡,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顾永田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所以在刘胡兰心目中,顾县长是个英雄,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

还有两个人,也影响了刘胡兰。云周西村属于文水四区,四区出了两个小通讯员,一个姓韩,一个姓王。这两个小鬼经常到云周西村送信、送文件、送情报。刘胡兰是儿童团团长,跟他们很熟。1943年4月,云周西村被敌人包围了,这两个小通讯员为了掩护区长,他们叫区长先不要突围,等他们把敌人引开后再走。他俩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把敌人引开,一边冲出去一边喊:“日本鬼子,老子在这里,你们来吧!”日本鬼子就追过去了。区长含着眼泪突围成功,而两个小通讯员壮烈牺牲了。

埋葬他们的时候,刘胡兰是掉着眼泪的,她帮他们换好衣服,把他们埋了。所以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死”是司空见惯的,血海深仇使小小的刘胡兰就懂得,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刘胡兰13岁。当时根据地要吸收一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没叫她去,因为她太小了。她知道后马上就赶去,去了也没法把她赶回来,就把她留下学习了,刘胡兰就成了那批妇女培训班里最小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她又回到了云周西村,被选为云周西村妇救会主任兼四区妇救会干事。

1946年她参加大象镇土地改革,就是电影中阎锡山军队占领的大象镇。刘胡兰在土地改革中很有成绩,村支部推荐她入党,区委和大家很了解她,一致通过,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她只有14岁,要到18岁才能转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共青团。所以,刘胡兰已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党员,而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了。

为胡兰子他们报仇

那是1947年元月,我们对疯狂残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了大规模反击。战斗连续进行了17个昼夜,终于在汾阳、孝义一线歼敌万余。独二旅和独四旅并肩向文水县城挺进。

独四旅是晋中平川的子弟兵,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有着浓烈的感情。但是眼前的一切,却被敌人糟蹋得面目全非。白皑皑的雪地染着殷红的血迹,田野里增添了许多新坟;埋葬和凭吊亲人的老乡们来来往往,哭声一阵接着一阵; 村村有燃烧着的房屋,有全家被害而无人掩埋的尸体……触目惊心的故乡,扎进晋中子弟兵的胸膛。大家没有言笑,没有胜利后的欢腾,子弟兵们瞪着怒红的眼睛,默默地迈着复仇的脚步,向文水疾进。

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的时候,乡亲们站在鹅毛大雪里,在村口把我们围住。老人哭号,小伙子流泪,控诉阎军的滔天罪行。他们急切地说:“为咱的胡兰子他们报仇啊!”部队的人问:“她怎么了?”老百姓答:“该死的勾子军,把她和六个乡亲活活地铡死了!”“什么时候?”“一月十二日。”“在哪儿?”“观音庙旁边!”

不用招呼,不用命令,战士们和乡亲们拥进观音庙前的广场。

那天,北风呼啸,大雪飘飞,广场上阴森、沉寂。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铡刀就横在前面,刀口已经卷刃,刀座上凝满了紫黑色的血迹。垫刀的高粱秆零乱地堆在地上,虽然蒙上一层白雪,但雪融之处,仍可见到血迹斑斑。

所有这一切,无情地向我们证实了:那个风雨里在各村间奔走的妇女干部,那个不分昼夜筹备军鞋的支前骨干,那个严肃又有点稚气地给战士们演唱歌曲的小妹妹,真的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将血染的泥土揣在怀里

刘胡兰的继母知道我们进了村,也来到广场。她面色苍白,眼皮浮肿,站在我们面前讲述女儿就义的经过。她极力忍住悲痛,一字一泪地说:“我家胡兰子,还有那几个乡亲,死得惨……可也死得有骨气……”

接着,她用充满仇恨和血泪的语言勾勒出这样的画面:就在这座阴森的观音庙前,铡刀旁边,刘胡兰向亲人们告别,她把平时喜欢拿在手里玩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亲。她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别的不告诉你们。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你要是不说,也和那六个一样,铡死!”“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说罢,她向铡刀走去。

当时,我一边记着刘妈妈的控诉,一边流着眼泪。泪水滴湿了我的笔记本,手里的笔那么沉重。我不是在写,而是在刻,深深地刻下这仇和恨。战士们垂着头,有的擦泪,有的啜泣。靠在肩头上的刺刀,在风雪中随着他们的身子不停地抖动。

人被仇恨窒息了,心被仇恨烧焦了,就连树枝和房檐上的雪仿佛也被仇恨的气氛所融化,滴下了痛心的泪水。

刘妈妈说到最后,用颤抖的手,指着染满女儿鲜血的铡刀,喊着:“同志们,为胡兰子他们报仇啊!”说完,她支持不住,踉跄几步,几乎跌倒。几个战士急忙从行列中跑出来扶住了她。内中有个战士,膀宽腰圆,身材高大,面庞黑里透红,他正是前几天我访问过的机枪手王银才。他在汾孝战役中一个人俘虏了十三个敌人,缴获四挺美造轻重两用机枪。他是文水人,共产党员。这位钢铁汉子满眼泪水,在铡刀旁边,捧起一块渗透鲜血的泥土,用手巾包好,揣进怀里。然后他拉着刘妈妈的手,宣誓说:“刘妈妈,请不要过分伤心。我们把胡兰子为人民流的血保存起来,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为胡兰子报仇!”

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使积压在内心的怒火迸发出来,广场上顿时枪刺高举:“为刘胡兰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淹没了风雪的咆哮,滚雷般从云周西村上空越过巍峨的吕梁山,向四面八方震荡,向整个被敌人蹂躏的晋中平原宣誓,向所有死难的英灵宣誓。

为刘胡兰报仇的突击队组成了,为刘胡兰报仇的爆破班组成了,为刘胡兰报仇的进军开始了。

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

部队没喘一口气,当晚就赶到了文水县城,也没有歇一歇脚,立即拔除了城关外围的所有据点。次日拂晓,透过乳白色的晨雾,我看到战士们伏在雪地上,严峻地望着灰秃秃的城墙。大家都知道,此刻在城墙上射击的敌人,正是杀害刘胡兰同志的阎军二一五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战士们紧握手中的枪,用力蹬着地,随时准备冲进敌群,杀个痛快。

2月2日,下午1点钟,旅部终于发出了严惩敌人的总攻信号,接着山炮和其他轻重火器一起吼叫起来。爆破手陈英抱起炸药包,向城门飞奔。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他抬腿踢开。雨点似的子弹向他扫来,他不眨眼地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烟尘腾起,砖瓦横飞,高大而又坚厚的城门敞开一个缺口。陈英从烟尘中站起来,满脸硝烟,高举着拳头,转身向后边喊道:“同志们,前进,为胡兰子报仇!”

“为胡兰子报仇,杀!”响亮的口号一呼百应。千百名战士怀着报仇的急切心情,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又碰到一道门,因为冲得过猛,第二道城门还没炸开。战士们急得跺脚,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用力推,但那高大的铁门岿然不动。在这紧急关头,陈英抱起另一个炸药包在后面大喊:“先下来,看我炸他个狗日的!”可是,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了退路,也使后边的陈英不能靠近城门。

忽然,机枪手王银才飞快冲出来。他挺身端枪,毫不隐蔽地向敌人还击。于是,敌人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他这里。王银才见敌人上当,就对陈英喊道:“上,爆破城门!”陈英趁机炸开第二道城门。战士们一拥而入,震耳的杀声在城里响了起来。

我随后跟来,看到王银才晕倒在冲锋道路上,我上前把他扶起,他睁开眼睛叫喊:“我不下去,我要斩尽这群连个孩子也不放过的畜生!”可能是用力太猛,说完他又昏迷过去。这时我才发现他头部受伤,鲜血滴在他前胸微微鼓起的衣袋上。衣袋里面有鼓舞他战斗、给他力量、被刘胡兰鲜血渗透的泥土……

我把王银才交给卫生队之后,跟着部队跑上城墙。巷战正在激烈进行,大街上到处都有我们战士跃进的身影,到处都有惊慌的敌人。随着一声又一声“为胡兰子报仇”的口号,溃散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倒下。最后,敌人逃往北门,在瓮城圈里乱挤乱撞,准备夺门逃命。

忽然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响了起来,跑在前头的几个敌兵应声而倒,敌人唯一的生路被掐断了。“好机枪!”许多人大声喝彩。我回头一看愣住了,原来王银才又跟着后续部队爬上了城墙。他头上刚刚包扎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身子微微摇晃,但他咬着牙齿,瞪着眼睛,单腿跪在城墙上扣动扳机。子弹带着他满腔仇恨,发射出去。

枪声消失了,周围寂静了,战斗结束了。我看了看表,才知道这场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多么短暂的五分钟!

老老少少都记得她

雪花片片飘舞,硝烟慢慢扩散,文水县城逐渐寂静下来。我定神眺望,街头巷尾满布敌人尸体。二一五团的指挥所上飘着投降的白旗。三三两两的战士横眉冷对俘虏兵。这一切,使我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不错,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但是我们有革命意志。就凭这种意志,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

1962年初,就是刘胡兰牺牲15周年的时候,部队派我去慰问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母亲胡文秀。刘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老赵啊,胡兰子要是活到现在的话也不过30岁,她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可是你们老部队还记得她,记得我们,全国老老少少都记得她,我们也有了安慰。”

我说了一些慰问的话,接着去刘胡兰陵园瞻仰。刘胡兰的烈士陵园规模很大,一进门就是一个高大的建筑。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再接着是郭沫若写的刘胡兰的生平碑文,然后是刘胡兰的像,汉白玉雕,是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雕塑的,再进去是刘胡兰的坟墓,像小山一样,中国式的,长满了青草,下面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两旁是与刘胡兰同时牺牲的六位烈士的墓碑。

我又去了观音庙,观音庙是保存下来作为陵园的纪念地。观音庙前写着“刘胡兰等七烈士就义处”,三把铡刀还放在那里。

我去的那天正好下着雪,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1947年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想起了刘胡兰,我们去的几位同志都掉下了眼泪,在那里献了花。刘胡兰是永生的,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最后的告白

刘胡兰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别的不告诉你们。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你要是不说,也和那六个一样,铡死!”“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说罢,她向铡刀走去。

光明日报老红军李铭新

中共党员、离休干部、光明日报社原副秘书长、老红军李铭新同志,因病于2014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104岁。

李铭新1911年2月4日生于山西省应县四区石店村,1926年8月在岱岳镇山西省立第四贫民高级小学读书,1930年以榜列头名成绩考入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并参加太原国民师范救国会和学联工作,撰写了《太原国民师范抗日救国工作纲领》。李铭新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前往北平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全国学联的筹备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会等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1937年5月,李铭新从北平辗转来到陕西,在泾阳县云阳镇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在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37年9月至11月被安排到延安陕北公学接受短期培训。培训结束后,他先后在山西古交镇动委会,八路军358旅政治部、教导队、新兵连任工作员、干事、政治教员、指导员。1941年7月到晋绥军区,在通讯营和三师组织科任干事、副科长、师直党委书记。1948年2月调到晋绥军区《战斗报》、宣传部、组织部担任记者、干事。

1949年9月,青海地区解放后,李铭新从部队转业到青海省民和县,任县长、县委书记,带领当地民众积极开展土改和肃反工作,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权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铭新调到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处任处长,1954年12月任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57年12月至1962年12月任青海省柴达木工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在高原缺氧、地广人稀的戈壁滩,李铭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调研,撰写了《论柴达木农业大丰收》《茶卡公社调查报告》等文章,分别在《柴达木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推动了柴达木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建设。1963年6月李铭新调到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65年9月任青海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1978年9月从青海调到光明日报社任副秘书长,1988年11月离休。1990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先后享受副部、正部长级医疗待遇。

牺牲在陕西延川县岔口战役的柴枫


1920年生,河北省新镇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破路就是抗战”、“三级武装配合作战”以及“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指示,他参加了青纱帐、地道战、交通战和改造平原地形的游击战,组织拆毁冀中区县城墙,在百团大战中掩护民兵和群众截断平汉、津浦、石德、沧石等公路铁路。在日军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中,坚持斗争。
1943年随吕正操部开往晋绥抗日根据地,任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36团参谋长、副团长,参加了甄家庄歼灭战和粉碎日军“五路扫荡”战斗。1945年大反攻作战中,他在北线率部破袭神(池)五(寨)公路和五(寨)三(岔)公路沿线日伪据点,攻克岚县,拔掉凤子头、小河头等据点,在神(池)义(井)路洪福寺、凤凰山和神(池)宁(武)路朱家沟等地连续歼敌,收复五寨、神池等区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38团副团长,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2旅36团副团长。参加了晋北、大同集宁、张家口、清水河等战役战斗,解放了和林格尔、凉城、新堂。1947年8月随第3纵队转战陕北。晋绥军区《战斗报》主编方维若在战地采访他后写到:“柴枫相貌英俊,口才很好,战斗动员很有鼓动性”。一个月后的1947年9月17日,在陕西延川县岔口战役中牺牲。年仅27岁。

晋绥军区《战斗报》工作人员庄静


庄静,楼化篷夫人。1922年生,天津市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女区队支部委员,兴县五区、六区区委宣传委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工作人员,岚县教育科副科长,晋绥六地委妇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劳动部工资局处长,劳动总局保险福利局副局长等职。

2019年9月19日在京逝世,享年97岁。

向晋绥军区《战斗报》革命前辈致敬!

资料整理:王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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