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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张初元
来源:晋绥网   作者:张卿贵   更新时间:2021-11-06   浏览:1609

我的爷爷张初元


1913年6月10日(农历),我的爷爷张初元出生于宁武县新堡乡(现在改为石家庄镇)旧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一个赤贫的农民,从小在苦水里长大。曾祖父早年因家乡突发洪灾不幸离世,当时他年仅6岁,剩下77岁的奶奶、寡居的母亲和刚满14岁的大哥,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年仅9岁时,他就给财主家揽工放牛,10岁到岢岚做过毛口袋学徒,11岁独自离家到岢岚揽工放羊,后来当过雇工,替地主挖过煤窑、背过圪针,经常挨打受气,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财主们的欺负和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旧政权下就这样整整忍受了十几年。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宁武进行了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杀害同胞3800余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爷爷被征招为抬尸民夫,亲眼目睹了惨烈的现场。1940年,日本鬼子进占新屯堡,爷爷外出打工回到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自己家的5间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为灰烬,街头倒卧着惨死的乡亲们,母亲也被日本鬼子浇上汽油点着(3天后因疼痛难忍去世),紧接着,老丈人(老姥爷)也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爷爷心里从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发誓要为亲人和乡亲们报仇雪恨!。

1940年,新政权的成立才算拨云见日,看见了青天。从此他挺直了腰杆,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减租减息等社会活动,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民兵队伍,并被推选为民兵队长。他经常对群众说:“要翻身这是机会,为了打日本,大家都吃些苦,老财们减租减息、少享受些,大家才能过得好”。同时,他积极发动穷苦大众向旧闾长进行了反贪污清算斗争,村里10多户穷人换了契约,赎回了土地,他们用减租减息退出来的租子置买了新地、耕牛和房屋。在党的培养下,爷爷于194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翟文炳),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他勤奋学习文化和政治,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由于工作积极踏实和成绩突出,成了一个群众拥护的村干部。他时常对家人和群众说:“我过去是揽工放羊的穷小子,如今在新政权下翻了身。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初元的今天。”。

“喝水不忘挖井人。”爷爷深知共产党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人民的队伍,所以他每年都是首先拿出粮食来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抗日军人家属。春耕时,赶上牛帮耕不上地的抗日军属耕地,八路军到了我们村,就动员村里人拿出好饭招待他们。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寇沿汾河沿线村庄筑起了碉堡和据点,疯狂地推行强化治安和蚕食政策。5月在石家庄修建炮楼后,6月又占据了细腰村,旧堡村变成了游击区。敌人经常出来抢粮、烧杀,威胁村里闹“维持”。有些老财真的想“维持”,开始暗中活动,爷爷就义正言辞地向那些人说“咱们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做亡国奴,出卖祖宗!,那是丧良心的营生”同时,又向全村群众宣传:“闹维持,是油灯捻捻套耗子,上了敌人的圈套就不要想出来了!”。由于爷爷的带头,群众的坚决反对,终于把“维持”反掉了。

当时,日寇不时向我根据地实行野蛮扫荡。所到之处,就像发了疯的野狗,到处疯狂地烧杀抢掠,单旧堡村就被日寇血腥洗劫了3次,抢走牲畜、火烧场面,焚毁了大部分房屋,群众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一时间,群众人心不稳,情绪低沉。那时候,余秋里同志率领八路军八团转战在这一带山区。虽说部队枪支不足,弹药奇缺,再加上战斗频繁,部队处境十分艰苦。但八团指战员在余政委领导下士气很旺盛,连打胜仗,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旧堡村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村里的抗日支前工作非常活跃,送公粮、抬担架、作向导、送情报,件件不落后。爷爷当时担任旧堡村武委会主任,还担任秘密的党小组长。旧堡民兵除了本村的自卫工作外,还经常到宁化、石家庄、细腰一带敌人据点附近开展游击活动,不是割电线,就是贴传单,闹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这年11月初一,旧堡村得到情报,说是鬼子近日要进山抢粮。晚上爷爷召集几个村干部一块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正说着,门突然开了,进来几个人,大家一看,来人都身穿日本军装,全怔住了,为首的一个大个子说:“哪一个叫张初元?”,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吱声,爷爷思忖片刻,觉得这几位不速之客不像坏人,便站起来说:“我就是张初元”。大个子笑嘻嘻地拉住他的手说:“老张,我们是刚从临县调来的35支队侦察排”,旁边一个战士插话说:“这是我们项参谋”,项参谋从口袋里拿出介绍信说:“部队要到这里打仗,县政府让我找你联系一下”,村干部一听是新来的八路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让座的、倒开水的、递旱烟袋的,可热情了。项参谋还告诉大家,余政委带领八团开辟新的战场去了。末了,他谈到为了打胜仗,侦察排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察看地形,民兵们便把知道的当地地形地貌,敌人驻扎地点,活动频率等情况一五一十作了详细介绍。

过了十来天,敌人果然来抢粮了。20多个日本兵,10几个伪军赶着20余头牲口,向山里开来。爷爷赶紧打发人去找35支队,同时迅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上山,不一会儿,35支队7连上来了,带队的是邱连长,听说他是红军抢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一看那虎彪彪的样子,就知道是个战斗英雄。当时,爷爷带路,邱连长带着部队刚进入阵地,敌人一上来,邱连长一声令下,7连一齐开火,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但敌人并不甘心,仗着他们武器精良,接连组织了17次反扑,都没有冲上来,最后只好扔下十几具尸体,灰溜溜地逃跑了。

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撤走了。第二天,敌人从静乐、宁武调来100多人,进行报复扫荡,这次突然袭击,群众损失很大,抢走了许多衣物、粮食,群众情绪受挫。爷爷组织村干部挨门逐户看望群众,叫他们不要气馁,不要灰心,要相信抗日民主政府,相信八路军,日本人来抢粮,证明他们很空虚,连锅都揭不开了。鬼子今儿抢了我们一点粮,说明我们坚壁清野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把该埋的埋了,该藏的藏了,看小日本抢什么?小日本吃不上东西,还不把他们困死?一席话说得乡亲们心里亮敞多了,纷纷点头称是。以后,群众把大量的粮食、衣物都埋在山里边,家里只存放几天的口粮,敌人一来,翘腿就能上山。

这年腊月,爷爷到红土沟汇报工作,宁二区区委书记葛曼同志来到旧堡村,他要求爷爷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发展生产,一件是坚持抗战。临行,葛书记还把整顿旧堡民兵的任务交给了他,谁的出身清贫靠得住,谁是真心抗日不滑头,当然他心中有数。加上区里还派民兵大队长周银海专门协助,旧堡民兵三两天就整顿就绪,开始我村民兵队伍一共有7个人,清一色的精干小伙子参加。武器是两颗手榴弹,一枝火枪,由爷爷担任分队长。


过了几天,县委组织部长赵安乾来到旧堡,他指示村干部要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壮大民兵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战斗中学会打仗。赵部长走后,爷爷和民兵们认真地研究如何打好第一仗。

正月初二鸡叫头遍,爷爷得到情报,鬼子要来扫荡,就带领民兵埋伏在蚂蚁岩。破晓时分,敌人顺沟来了,前面是警备队20多人,后面跟着日本鬼子1个班十几号人。当敌人离埋伏地四五十步远的时候,民兵王三娃扔出第一颗手榴弹,手榴弹落到敌群里没有爆炸,原来是慌忙间没拉引线。吕财富眼疾手快,扔出了第二颗手榴弹,“轰”的一声,三四个鬼子受了伤,这一下敌人害怕了,他们闹不清有多少人,乱放了几枪,忙抬着伤兵狼狈逃窜。敌人逃走后,民兵们下到沟里拾到一支炸断的三八大盖,一看枪筒还好好的,大家像得了宝贝一样高兴,纷纷说配上枪架子,保准能用。旧堡民兵首战告捷。民兵和乡亲们情绪很高,同时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区里奖励了他们一支冲锋枪,又从岢岚分区司令部领回1支汉阳造、1支小口径步枪,外加子弹20发,加上民兵缴获的1支三八大盖,旧堡民兵共有4支枪了,民兵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打了胜仗的当天,又有几个青年要求参加民兵,队伍壮大到14人。经过这次战斗,群众看到了民兵的力量。

当时,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日程中上,经常摆着两件大事:生产与战斗。战争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敌人施行的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经济重大困难。为了最后战胜敌人,一方面要加紧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另一方面还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培养民力,以供应长期战争的需要。战争要保卫生产,生产又要支持战争。没有战斗,生产就会被破坏,如果军队不能吃饱穿暖,也无法进行战斗。

为了保卫春耕生产,爷爷组织民兵日夜轮流放哨。起初到也顺利,日子一久,问题就出来了,民兵放哨为大家,种不上地可怎么办?爷爷让大家商议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民兵放哨打仗是为了保卫老百姓,误下的工大家来补,拉下的地大家来种。群众意见统一后,村里定了个规矩:”民兵保证不丢老乡一头牛,老乡保证不荒民兵一亩地”。于是决定按居住地远近,脾性对劲的,自由组合成12个变工互助组,大家公推爷爷当了生产大队长,把民兵分插到各组里。每天,除了放哨的,其余民兵腰插手榴弹、肩背土枪、步枪,同大伙一起劳动。有敌情时,民兵就掩护群众转移。民兵打仗回来,仍然在变工组里种地,大家都认为这种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办法好。

驰名边区的“劳动生产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模式就这样在旧堡村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从这以后,爷爷用“劳武结合”的好办法把全村人组织起来,一面生产,一面开展对敌斗争。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天一明,变工组就吃早饭下地,民兵们出去侦察敌情,村口、村头上有自卫队的望哨。民兵一发现敌情,就敲锣报警,要是情况紧急,赶紧爬上山头警戒。山下的群众听到警报,立刻藏起牲口和粮食,一齐转移,避免遭受敌人的糟害。在“挤”敌人的正确方向指引下,整个根据地形成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战斗和生产都获得丰收,根据地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了。

1943年12月,爷爷当选为县劳模,1944年1月,出席在陕西王家庄召开的晋绥边区第三届群英会。会议的主题是“发展劳动英雄互助”,全边区共有700多名劳动英雄参加会议,爷爷被评特等劳动英雄,大会将宁武的张初元、邢四娃,忻县宫新维、五寨路玉小、交城段新玉塑为“晋绥边区五面旗帜”。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朱德、贺龙、关向应、高岗、续范亭、吴满有、赵占魁等同志组成的大会名誉主席团,以及由林枫、吕正操、武新宇、刘少白、白如冰、阎秀峰、温象栓、张秋凤、张初元郝书元、刘能林、苏占清、刘润万等同志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林枫同志讲道:“劳动英雄们,所有的同志们!要想自由幸福地生活,要想过好日子,就要将当前的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三大任务做好,好日子已经开了头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大家要把工作做好,大家要组织好、团结好,我们胜利的好日子已经不远了。只要共产党八路军新政权和广大的人民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将来的中国,应是人民大众的中国!”大会一致通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暨留延贺、关、续诸首长电》、《向林枫同志献辞》、《拥军决议》及《晋绥边区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大会评选农民特等劳动英雄5名,第一名张初元;工人特等劳动英雄3名,第一名张秋凤;妇女特等劳动英雄3名,第一名张秋林。

会前,林枫书记得知张初元的事迹,非常重视他领导新屯堡村群众创造的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的经验。林书记在大会前和爷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又在大会上听了他的关于创造劳武结合的经验报告。林书记在1月15日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主题就是: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他把张初元的创造看作一面旗帜,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号召边区人民学习这个榜样。林枫说:“张初元同志,是我们这次大会上的模范英雄了,他在我们的游击区中,是组织生产,组织民兵,把劳力与武力结合的模范。在过去,有些人认为在游击区不能发展生产,不能组织生产。现在,我们根据敌后游击区好多同志的经验,特别是张初元同志的经验。证明了认为游击区不能发展组织生产的思想是错误的。相反的证明了在敌后在游击区,发展组织生产,完全可能,而且是应该的”。“张初元同志在游击区领导的工作,即将生产的组织和民兵的组织,结合到一起。他这一套办法,是值得、是应该为所有晋绥边区的人民来学习的。”

林枫进而指出“张初元同志,在游击区,坚决地和敌人斗争,打击敌人,反对维持,捉拿汉奸,努力生产,组成变工队,组织民兵保卫生产和领导减租、发动生产。他自己本身从小放羊,做过雇工、挖煤炭工人等,目前已是半自耕的贫农,一贯是艰苦的劳动者,努力于生产的。总之,他努力于对敌斗争,努力于减租生产,努力于锄奸自卫,所以他所表现的,正适合于晋绥边区今年的三大任务。在张初元同志的工作上,正体现了和实行了这三大任务。这就证明了,我们确定的三大任务是正确的,正是我们的劳动人民在那里做的。


林枫还在会上号召“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大力组织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生产。他说:“武力与劳力的结合,乃是经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锄头来。”他希望各机关部队负责人,能在新的一年,亲自领导、计划布置与组织生产,“在下次劳动英雄大会上,各机关部队也应有几百、几十个出色的劳动英雄参加。”。

1944年1月18日,全体劳动英雄在中共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主持的宴会上观看了“七月剧社”表演的节目——《拉洋片》。表演者一边拉,一边唱着张初元反“扫荡”的内容。大会期间,林枫发起《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敌后英雄吴满有运动的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的号召,张初元的民兵斗争和变工经验一下子成为《抗战日报》的头条新闻。人民作家马烽同志受晋绥边区政府委派来到旧堡村,马烽同志在采访期间与爷爷同吃同住,撰写了报告文学。贺龙评价说:“有了劳武结合的这个好榜样,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棋子就活了。棋子一活,我们的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由于晋绥边区的大力号召,张初元很快成为劳力和武力结合的典范。到该月下旬,张初元的影响迅速扩大,各地劳动模范和民兵英雄纷纷通过拜访或通信方式向他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劳动模范向他提出劳动挑战。这一年,宁武二区开始被称为“张初元区”,新堡村则被称为“张初元领袖村”。

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上,林枫同志亲自给他佩戴红花,并援予他一面锦旗,锦旗上面绣着:“奖给劳力武力结合的特等模范”。还奖给他一条大犍牛,一支步枪。闭幕会上,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提出了“向敌后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学习”的口号,指明了劳武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劳武结合应该成为敌后(晋绥边区)农民的方向。林枫同志的讲话,使大家深刻认识到 “劳武结合”的重大意义。会上,爷爷十分激动地说:“我过去是个揽工放羊的穷小子,如今在新政权下翻了身,买房置地,日子越过越好,这都因为有了共产党、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初元的今天。咱原来只知道要抗日、要劳动,努力想办法干好就对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意义!”。


晋绥边区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后, “学习张初元”、“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口号,便深入到整个晋绥边区,爷爷成了全边区学习的榜样,全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劳武结合”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对敌斗争的发展,使全边区的生产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劳武结合”的与敌斗争模式成功地解决了战争环境下生产和战斗的矛盾,适应了对敌斗争和生产建设的需要,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民兵组织上的伟大革命

劳动英雄大会开到腊月二十八。回来的路上,有部队护送,路过各村,老乡们都站在村外夹道欢迎,有扭秧歌的,有唱自编歌曲的。邀请爷爷讲解“劳武结合”的斗争经验,有一首歌叫《唱张初元》,歌词是:“劳武结合的张初元,他家住在宁武县,生产和打仗结合起,晋绥边区美名扬,他对革命认识真,毛主席思想贯得通,帮助穷人翻了身,他把群众团结紧……”。回到旧堡村,乡亲们问长问短,大家都为爷爷的成绩而高兴。


第三届劳模大会后,新屯堡的旗帜引导着边区人民前进,“劳武结合”成为全区人民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边区机关、部队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热烈响应林枫同志代表晋绥分局提出的号召,迅速地都做到了“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各地民兵实践中,1944年,“劳武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创造,是变工与爆炸相结合,把原先专事生产的变工组,发展成为战斗的爆炸组。

他同村干部认真讨论以后,就向村中的群众宣传说:“十几个民兵保卫200多人,我看不行。如果200人都拿起武器保卫200人,就能保护好了。”群众根据亲身经验,接受了爷爷的意见,把所有变工组全部变成爆炸组,又组织了妇女儿童爆炸组。还在村里成立了生产战斗指挥部,从领导上把生产和战斗统一起来。这一创造,在变工中以民兵为骨干,加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走向全民皆兵的道路,“劳武结合”被认为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民兵家庭生产、战时搜集情报、侦察敌情、掩埋地雷等的困难,都有了变工组的支援和帮助,这就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他们保卫家乡的斗争热情。

在1944年一年内,仅《抗战日报》介绍张初元的报道就达30篇以上,整个晋绥边区都在学习新屯堡村变工队经验,晋西北剧团还根据张初元的事迹编排了晋剧《新屯堡》,在全边区巡回演出,离石县劳动英雄张智升还以民间小调形式写了《唱张初元》。从1944年2月至1945年3月《抗战日报》、《解放日报》、《晋绥大众报》报道,赞扬他:“他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张初元不仅全年生产、战斗、交公粮、发展手工业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带领村民创办了煤窑、榨油坊、榨油小组、运输队、纺织小组等多个合作社。因此在1944年12月,他再次被评为第四届群英会劳动模范,大会到会群英780名,其中部队战斗英雄220名、民兵英雄142名,农民劳动英雄196名等,他再次被评为第四届群英会特等劳动模范第一名。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到会讲话,他指出:“要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贯彻执行劳武结合的方针,加强学习和练兵”。闭幕式上,林枫作了总结发言,要求全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推广劳动英雄张初元“劳武结合”的经验。大会评选出劳动英雄60名,其中特等第一英雄为张初元,工人劳动英雄50名,特等第一名张秋凤。1946年8月28日,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开展,为了照顾各地不同情况,晋绥边区新书发出《关于各地召开群英大会暨生产战斗展览会的指示》规定:不论老区或新区,均应把“劳武结合”作为对英雄模范的最高要求。

虽然晋绥边区群英会只召开过四届,但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这一地区的人民纷纷投身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努力生产、积极支前、无私奉献、奋勇杀敌,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展现了晋绥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无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确保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旧堡和新堡等村的民兵实行了互相支援、打联防战的与敌斗争模式。这年4月的一天,从后沟出来一股敌人,共有七八十个鬼子,他们赶着抢来的七八条耕牛,几头毛驴和骡子,驮着两垛莜麦准备回石家庄据点。旧堡村和新堡村的民兵联系后,打了一个漂亮的联防伏击战。民兵们分别埋伏在两个山头上。等敌人一到,十几条枪一齐开火,一排子弹打出云,撂倒了两个。这突如其来的两面夹攻,把敌人吓得屁滚尿流,扔下耕牛和莜麦仓皇逃跑了。
还有一次,100多个鬼子来势凶猛,但四面山上却埋伏着联防民兵。等鬼子耀武扬威正得意时,东山上一阵排子枪,西山上一阵手榴弹。四面八方都打起来,鬼子摸不清虚实,被打得晕头转向,团团乱转。这次联防战,除打死几个鬼子、缴获了几十条步枪外,还活捉了1个鬼子。

1944年6月下旬,35支队项参谋又来到旧堡找爷爷,研究了“引蛇出洞、军民协同作战”的计划。这一天,爷爷带着7个民兵埋伏在细腰碉堡附近。碉堡里共驻着二十几个伪军和七八个日本鬼子。爷爷叫两个民兵先向碉堡打了几枪,敌人还了几枪,但没有出来。后来爷爷有意让一个民兵暴露了一下目标,敌人看见只是个身穿粗布衣的庄户人,认为是民兵捣乱,就放下吊桥追了出来。民兵们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敌人果然上当了,紧追不舍,追到红沙梁下,七连的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那些平时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警备队,原来都是一群怕死鬼,纷纷放下枪支,举手投降。这时,碉堡里的鬼子下来增援,也被支队战士的机枪一梭子弹就扫了回去。战斗胜利结束后,共活捉了23个俘虏,其中还有5个日本兵,项参谋赠送民兵2支崭新的三八大盖和30余发子弹。

转眼已是金秋季节,黄澄澄的莜麦漫山遍野。河滩的茴子白长得磨盘大,喜人极了!乡亲们心里思谋:“葡萄摆在那里,野雀老鸦非来偷吃不可,一定要提防。”。爷爷就对群众说:“政府号召快收、快藏,要不实行这个办法,让敌人把粮食抢了,一年心血就白费了”。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以7个场面为中心,编了7个抢收组,妇女小孩只管割,牛、骡、马往回驮,男人们一面背一面打。每个场面上都有10来个人,10几副连枷,分工两排对打。每天就这样随割随打,随手把粮食埋在野地里藏起来,连夜再把收过的地翻耕完。这一年,全村42户,男女100来人全参加了变工组,全年共省下2500多个工,粮食获得大丰收,交公粮300多石。一年来,民兵进行了13次大的战斗,特别是最后一次还开展了爆炸,把敌人打得再也不敢进村来,有效地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春耕、夏收和秋收。

有一天,群众们正地里做营生。忽然发现有五六十个警备队员既不进村,也不开枪,钻进菜地里转了圈,就走了。爷爷分析这是敌人要来抢菜。第二天,人们正吃饭的时候,哨兵报告说敌人进沟了。民兵刚集合起来,敌人就开始砍茴子白了,敌人共来了二三十号人,赶着三四头毛驴和骡子。爷爷派民兵吕财富和王三娃把两颗手榴弹埋在敌人路过的小路上。只听“轰”的一声响,两个敌人送了命,埋伏在山上的民兵一齐开火,打死3个伪军,敌人不知虚实,扔下菜就争先逃命去了。

茴子白是保住了,但其他庄稼也日渐成熟,乡亲们辛劳一年换来的好收成,可不能让敌人抢去,怎么办呢?人们议论纷纷,摆手榴弹阵,可到哪里找那么多手榴弹?石头也能打死人,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石雷呢?石头到处都有,爷爷心里有了主意,但炸药可不好解决啊!怎么办?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爷爷和几个民兵一合计,办法就出来了,把圪针烧成木炭,把熬成的芒硝在碾子上压碎晒干,再加上从河曲买回来的几十斤硫黄,原料配齐后,连明赶夜制出大几百斤火药。有火药还是炸不响,还得有爆发管,民兵用土法炮制引火装置,把装好的第一颗石雷拿到野外试验,一拉引绳,碎石头上了天,全村老少乐得合不拢嘴。

刚收完秋的第三天,鬼子来了,老百姓转移了。田野里光秃秃的,场面里收拾得连秸秆也找不到一根,敌人的“三光”政策是“烧光、杀光、抢光”,我们对付敌人也是“三光”,就是“收光、藏光、敌人来了跑光”。敌人扑了空,只好耷拉着脑袋往回返。忽听“轰隆”一声巨响,炸得一个鬼子和伪军四肢分了家,三四个鬼子受了伤,我们埋的石雷显了神威,石雷阵把敌人吓坏了,直到过年也没敢来一趟。

这一年,旧堡村民兵共参加战斗17次,胜利地保卫了生产,保卫了家乡,保卫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大门。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单公粮就缴了300多石。爷爷被区上和县里评为了劳模。当年,敌人从村里抢去的粮食不到2石,而上一年,因为没有“劳武结合”的作战模式被敌人抢去50多石。

1944年秋,爷爷估计到秋收的时候,敌人一定要出来“扫荡”。要想不使群众受到损失,去年那样的“劳武结合”,光靠民兵打不行了,必须在变工组里普遍开展爆炸运动。爷爷和村干部们认真研究以后,召开了群众大会,他问大家:“是兴县离敌人远,还是咱们离敌人远。”群众回答:“自然兴县离敌人远。”他又问:“兴县那么远,敌人每年也还要去“扫荡”,咱们村能保住敌人不来吗?”群众说:“保不住。”他接着我说:“敌人来了,光依靠新屯堡几十个民兵来保卫大家,困难很大,如果每一个人都搞爆炸,自己保卫自己,咋样?”,群众都同意爷爷这个意见,于是爷爷的变工与爆炸相结合的想法实现了。开始群众还怕买了地雷,先保卫干部、民兵,发不到变工组里,所以第一次集群众的钱买地雷时,只集起2斗4升豌豆。爷爷得知群众有这个疑虑,向大家保证,地雷一定发到变工组。这样,群众马上就以变工组为单位,连妇女们也都集起买地雷的款子,积极参加了爆炸组。

群众集起款子后,一部分买了地雷,一部分买了造地雷的原料,准备用铁壶、瓷瓶等自己制造成土地雷。村里还派人到县里学习制造爆发管和爆炸技术,回来教会民兵和群众。全村有28人学会了造爆发管,53人学会了埋地雷,全村群众都动手挖地雷坑,每天每人挖一个。很快在大路上、河滩里、山腰里、山头上都布满了雷坑。敌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慌地说:“哎呀!新屯堡不知道有多少地雷!”。
新屯堡行政村为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工作,成立了战时指挥部和生产大队部。当时因为敌人好久没有出动,战时指挥部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生产大队事情却非常多,忙不过来。但是战时指挥部里的民兵干部,又不能抽调过来。这种领导上的分割,弄得战备工作很松懈,变工组织很零乱。爷爷发现这个缺点后,便和大家商量,决定把这两个组织统一起来,由政权、农会、民兵三方面的干部来统一进行领导,战斗生产指挥部成立了战斗生产指挥部,战斗生产指挥部的委员们分别负责领导各自然村的战斗指导小组,指导小组下面直接领导变工组。这样,在领导机构上把领导生产和布置战斗密切结合起来了,这是爷爷的又一新创造。

为了使群众性的爆破技术得到实际锻炼,旧堡村民兵组织了三次群众性的全民演习。制雷、埋雷技术大大提高,特别是妇女们更细致,他们有用牛蹄子、鸡爪子作痕迹,伪装得一点也看不出。有一次,爷爷到石家庄据点侦查敌情,被日本鬼子当奸细抓住,扒光上衣、五花大绑要砍头,多亏一个在伪军中当伙夫的亲戚说情,证明他是良民,这才死里逃生回到家中。回家后,家人劝他少出头露面,但他与敌斗争的革命热情却丝毫未减,继续领导民兵和群众发展生产和打击敌人。

新成立的战斗生产指挥部把民兵和变工组、埋雷的地区和时间作了具体的规定和分工。平时每天晚上民兵在敌人可能来的路上埋雷,变工组在战斗时或情况紧张的时候,到村外大路上去埋雷,变工组,妇女、娃娃分别在门口,院子内、村里埋雷。战斗生产指挥部还领导全村作了3次变工爆炸演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改进,使劳动生产和武力斗争达到高度的结合,“劳武结合”又有了新发展。

1944年,新屯堡在紧张备战中突击秋收。以场面为中心组织起8个变工小组,男女老少都参加,每个组都具体分配了谁割、谁背、谁打、谁藏、谁翻地的工作任务。每天天一亮,变工组就把牛羊赶到指定的地点,每个人把行李都捆好,准备随时转移。全村男女老少就像队伍一样。带着锄头、镰刀、地雷、步抢、火抢,一窝蜂奔向地里。到天晚收工时,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民兵集中管理,大家背上庄稼回来,夜里一起进行警戒,地雷由自卫队管守。民兵巡哨查户,把村内村外严密地封锁起来,不仅防住了敌人的偷袭,也使坏人不敢随意破坏。

这就是根据地农村战斗姿态的生动写照,是劳动与武力达到高度结合的典型表现。有了变工爆炸,就使新屯堡村变成了铜墙铁壁般的坚固堡垒。林枫同志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张初元当劳模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他原则性相当强,“劳武结合”不是我们创造的,是从他那里来的。这证明打开了一个地方,什么工作最重要?发动群众最重要。”

1944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随着斗争形势发展,新屯堡民兵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经常配合八路军主动出击敌人。这一时期,“劳武结合”的经验又有了新发展,爷爷及时纠正了农会干部只管生产、民兵干部只管打仗、各管一套的单一倾向,克服了轻敌麻痹思想。党支部研究决定,由支部书记(爷爷当时是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挂帅,统一领导生产和打仗。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们通过从党内到党外的思想发动和宣传教育,民兵由单一的爆破练武扩展到了全民爆破和全民练武。积极响应了上级“全民皆兵,把敌人挤走”的号召,动员各家各户拿出了瓷瓶、铁茶壶、酒瓶来自己制造土地雷,除以变工组为单位成立爆炸组外,党支部还动员妇女、儿童成立了爆炸组。群众不会埋雷,由民兵包干来教。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大人、娃娃都掌握了埋雷和制雷技术。党支部又号召每人每天挖一个地雷坑,不到一个月工夫,河滩里、大路上、山腰里、山头上到处是地雷坑。消息传到敌占区,敌人惊慌地说:“啊呀,旧堡村不知道有多少地雷,土八路大大地厉害!”

正月初五,旧堡民兵在执行完袭扰石家庄据点鬼子任务返回时,民兵周三三不幸被敌人摸了哨杀害。吕云德和另外两个民兵一起被关押在石家庄据点。为了营救吕云德等乡亲,民兵们想尽了办法。一天,接到情报,说是敌人要在一两天内往城里押送我们的人,其中就有吕云德他们。爷爷连忙派人和35支队联系,要求半路救人,罗斌支队长很快就答应了。旧堡民兵配合35支队战士,在下鸾桥伏击敌人,经过一场激战,我们的人全救出来了,其中有两个旧堡民兵,但唯独没有吕云德。正月十七,敌人把吕云德押到宁化城外,这个20多岁,壮实得像只小老虎的年轻人,怀着对法西斯强盗的深仇大恨,趁敌不备,飞起一脚,把一个日本鬼子踢下山坡,鬼子跌的鼻青脸肿,掉了两颗门牙。鬼子放出四五只狼狗对他撕咬,用刺刀捅他,吕云德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身受17处刀伤,英勇就义。

2月初四晚上,爷爷接到情报,100多个日伪军要来包围新屯堡。情况十分危急,爷爷急忙召集17名民兵擦好枪,严阵以待。鸡叫三遍,民兵分两路上山,此时敌人已进入了新屯堡民兵的伏击圈,敌人的话都能听见,只听见伪县长阴阳怪气地喊话:“皇军把牛、羊赶到石家庄登记起来,再给你们送回来,你们要是不交出来……”话音未了,爷爷一摆手,民兵们一齐开火,打得敌人哇哇乱叫,只见日本鬼子“咦哩哇啦”要警备队往上冲,警备队却互相推靠不敢冲。伪县长把他的马给了警备队长杨永宽,让他骑马督战,驱赶伪军往上冲。这小子自充好汉,骑在马上指五画六。民兵们看得真切,旧堡村民兵吕才富、李三润友连发两枪,那个恶贯满盈的坏蛋顿时天灵盖开了花,倒栽马下,敌群大乱。正在这时,新屯堡、红土沟、赵家沟等村民兵一齐上来,众兵合一,一齐往下打,敌人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打了一阵子,敌人假装撤退,伺机反扑。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火力强,频频发起反击。由于敌我悬殊,不能僵持,民兵们立即撤退,向后山转移,大批敌人尾追上来,情况万分危急。突然,到处响起了枪声,子弹像飞蝗一样扫向敌人,原来是35支队闻讯来接应民兵,打死打伤数十个鬼子,敌人一看遇上了八路军的大部队,情知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经过这次战斗,敌人再也不敢贸然深入、轻举妄动了。

战斗结束后,新屯堡民兵根据自然地形和战斗需要,实行了相邻村行政村的联合作战、警戒、围困敌据点,成立了联防委员会,订立了联防公约,建立了情报网络,一村有事,村村呼应,开展了集中对敌的斗争模式。实行联防作战仅3个月内,民兵就作战22次,推向据点30次,毙伤敌15人,抓捕汉奸4人,夺回牛、驴26头。同时,设置联防警戒哨,日夜轮流警戒监视,掩护据点附近居民安全搬迁,多次破坏交通、袭击敌人。合力围困了细腰、石家庄两据点之敌。在我抗日军民强大攻势下,3月初五,敌人退出石家庄据点。3月29日,敌人撤出了细腰碉堡,龟缩于宁化城。

1945年初,鬼子不甘心失败,纠集宁化、头马营、东寨等据点的敌人,企图大扫荡,可是敌人还没到解放区村庄就陷进了地雷阵,几十个鬼子被炸得粉身碎骨,其余见势不妙,夹着尾巴落败而逃。不久,宁化等几个大的据点敌人也被民兵围困得再也不敢住下去了,只好逃到宁武县城困守孤城。

叶剑英元帅曾经这样评价过“劳武结合”的斗争经验:“要保卫家乡,民兵还要和敌人进行政治战,就是反对敌探奸细,摧毁维持。宁武游击区民兵领袖张初元,就运用民兵这个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进行锄奸工作,有的劝说、有的暗地监视、有的公开惩办,以镇压敌探奸细的活动,消灭投敌妥协思想的传播者。而当敌人袭击村庄时,就以快枪与地雷的结合,把敌人打回去,敌人过于强大不得不转移时,就组织群众安全转移,不受任何损失。这就胜利地坚持了反“维持”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新屯堡民兵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闹革命,开荒地,搞变工,组织联防作战,大力发展生产,积极支前参战,期间涌现出吕云德、周三三、吕才富、李三润友、周炳文、王三娃、郭富、吕庚厚等抗日烈士和英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宁武民兵整营、整连开往前线,参军参战,转战南北,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胜利后,爷爷将劳武结合的对敌斗争经验运用到了新的斗争中,使解放区农村更加强大无比,每一个农村都具有了充分的自治和自卫能力,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任何反动分子胆敢来犯,都叫他们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1945年,爷爷调到宁武二区任区委书记;1946年,调任宁武县农会主任;1946年,国共筹备召开国大会议,爷爷当时在中央党校(当时在吕梁兴县设立)学习,4月,他被选为国大代表(晋绥边区共计6人入选,他是全国唯一的农民代表)参加会议,但因国共和谈破裂,未能成行;1947年,集宁战役后,他作为晋绥边区政府代表,随以余秋里为团长的慰问团去前线慰问八路军指战员;1947年8月,在晋绥党校学习期间,他任二支队书记;1948年,在山西临汾地区领导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兼任六区区委书记;1949年8月,任兴县地委党校总支书记;1950年2月后,任五寨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组织部部长;1950年,参加山西省第一届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代表会,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奖章一枚;1951年9月,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在京40余天,多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期间,受毛主席邀请到怀仁堂赴宴,并授纪念章一枚;1951年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国庆观礼,并授纪念章两枚;1960年,作为特邀代表在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上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博得赞誉,毛主席亲授奖章一枚和半制动步枪一支;1958—1961年,神池、五寨、岢岚合并为五寨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五寨县部分领导搞“浮夸风”,致使五寨县部分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他及时向省委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省委派工作组及时纠正了“浮夸风”,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和生活;1962年,爷爷赴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1964-1965年,参加定襄、忻县四清工作团,任政委一职;1961—1966年,任岢岚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后在岢岚靠边站,他是岢岚县唯一一个没有被抓进监狱的前县级领导。这个应该写上;1966年9月,调任忻县地区贫协主任、地委委员;1970年—1984年,爷爷回宁武工作,先后担任忻县地区地委委员、县委常委、县人大副主任、县治汾兵团总指挥等职务;1977年9月,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知,10月8日,出席参加了林枫同志追悼会;1983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参加全省民兵工作双先代表会议;1985年,应邀进京出席参加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受到中央军委杨尚昆、杨得志等领导的亲切接见;1990年,作为“全国十大抗日民兵英雄”代表之一,赴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活动,受到军委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1995年,应省老干局和省党史办邀请,出席参加山西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活动;离休前,爷爷是山西省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爷爷受到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贺龙、林枫、余秋里、张稼夫、牛荫冠、黄志刚、马峰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回宁武工作后,爷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积极为文革前宁武县委书记石效友错定的“八人反党集团”(包括胡映元、孙八元、周银海等人)平反;第二件事就是虽然年近六旬仍终日奔波于治汾工程第一线,为汾河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爷爷常讲尊重他人就是尊自己。他不仅尊重上级,也尊重下级和百姓。帮人之心常有,害人之心全无。所以不管他走到哪里,上下级关系和群众关系都处的非常好。几十年来,张稼夫等上级老领导只要一回到太原,都要打电话让爷爷去太原会面,了解爷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也一直关心着爷爷。爷爷和几个亦师亦友的领导杨景、连平、袁步森、冯子英、郭龙等同志始终保持着纯真的革命友谊。宁武县各任领导也对爷爷的生活给予许多关心和关怀,这与他常说的要识抬举和尊重人密切相关。

爷爷一辈子艰苦朴素,衣着如同一般农民,以致好多次到北京、太原参加会议时被门卫挡在会场外面(这成为宁武人民的一段佳话)。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会上,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爷爷。他说,“恶狗当街卧,弯腰捡石头,美帝蒋匪在,钢枪不离手。”表达了一个老民兵保家卫国的精神和情怀。当年,刘志忠中将在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师生们做报告时,曾谈到记者采访一事。

三年困难时期,家人饿的得了浮肿病,一个是我三叔,另一个是爷爷。爷爷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多买一两粮食。家中粮食不够吃,奶奶就带着我二姑住到农村的大老姑家,一方面为了托嘴(土话,意为给我家省两个人的口粮);另一方面奶奶可以每天到地里挖苦菜,隔三差五就托人捎一麻袋苦菜到岢岚城。当时,苦菜就是家人的救命菜。一个县委书记的家庭,和普通家庭一样,也靠吃野菜充饥。由于他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岢岚人民心中树立了威望,赢得了尊重和拥护。

爷爷对子女和后代生活上、工作上要求极严,决不准占公家一点便宜,要求子女和后代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目前,我们一家人共有41名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而且大都是单位中坚骨干。1956年精简干部时,他带头把我大姑从干部岗位上精简下来。当时大姑已结婚生子,不得已大姑又重新上了初中,毕业后考录为小学教员。1961年,我三叔在五寨中学读书,放寒假时,正好县委派车送爷爷回岢岚,三叔去问爷爷,车上若有空座,能不能把他捎上?结果被爷爷臭骂一顿,问他:“你凭什么坐公家的车?”,三叔只好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八十里路,赶天黑才回到岢岚家中。

爷爷在抗战期间,不畏艰险,领导民兵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创造了“劳武结合”的斗争经验。解放后,他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一心为群众办实事、谋幸福。他是放羊娃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是深受老百姓喜欢和信赖的平民书记。他一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心系百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敢说真话、勇于担当和敢于担当,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张初元:宁武县新堡乡旧堡村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劳武结合”的创造者;1944年1月,出席参加晋绥边区第三届劳模会,被授予“晋绥边区劳武结合特等劳动模范”;1944年12月,出席参加晋绥边区第四届劳模会,被授予“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人民作家马烽专门为他撰写《张初元的故事》一书,他的事迹被编入边区小学课本,并编成歌曲广为传唱;晋绥剧社曾经组织人员编排了剧目《新屯堡》,在晋绥边区得到巡回演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彪、林枫、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亲切接见过他(其中毛主席亲自接见过他7次);1997年2月5日,因肺气肿突发,医治无效病故,享年84岁。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以下著作:《星火燎原》、《金凌春梦》、《全国民兵英雄谱》、《林枫传略》、《马峰文集》、《晋绥风云人物》、《民兵斗争故事》、《晋绥边区史话》、《芦芽山下》、《宁武县志》、《光辉历程》、剧本《新屯堡》等参考文献。

撰稿人:张卿贵

截稿时间:2021年7月2日

编辑: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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